第一章黑风裹着的烟火人间（1973）

1973 年的风，是带着颜色的。从八宝川刮进兰州市红古区窑街镇时，总裹着一层细密的煤尘，把天空染成昏黄，把行人的睫毛镀上黑霜。刚成立十五年的窑街矿务局正是风头正劲的年纪，三矿的井架像钢铁巨人般刺破天际，二矿的卷扬机日夜轰鸣，那声音混着钢钎凿岩的叮当声、矿车碰撞的哐当声，还有扩音喇叭里循环播放的 “宁让汗水漂起船，不叫祖国缺煤炭” 的口号，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把整个镇子罩在沸腾的气息里。

我家住在二矿家属区第三排砖房，墙皮被常年的煤烟熏得发黑，用手一摸就能蹭下一层灰。但就是这简陋的房子里，总飘着烟火气—— 隔壁张婶家的洋芋炖酸菜香，斜对门李叔家的煤炉烤馍味，还有我妈在洗衣房带回的、混着肥皂味和煤尘味的工装气息。我爸是 1958 年从陕西逃荒来的掘进工，跟着第一批建设者用铁锹钢钎拉开了矿区开发的序幕，他常说：“窑街的煤是长焰煤，易燃火旺，烧着都带着一股子韧劲，就像咱窑煤人。”

家属区的路是土路，坑坑洼洼，晴天走一圈，裤脚能沾满煤渣；雨天更糟，黑泥裹着煤屑，能把布鞋粘得迈不开步。但这里的人从不抱怨，女人们提着铁皮水桶去公用水龙头接水，桶沿上的黑渍越积越厚；男人们下班回来，浑身漆黑得只剩眼白和牙齿发亮，蹲在自家门口，就着一碟咸菜喝散装白酒，谈论着井下的顶板、当班的产量。孩子们则光着脚在煤堆上追逐，脸上手上全是黑印，笑起来露出两排白牙，像一群小煤精。

我十七岁，在沙窝小学念初中，每天放学都要穿过斜井入口。那里永远站着几个裹着棉袄的矿工家属，踮着脚往巷道口望，直到看见自己的男人弯腰走出—— 他们背上的麻袋沉甸甸的，沾着新鲜的煤屑，在 30 度的斜坡上一步步挪动，每一步都踩得地面微微发颤。其中总有建国的身影，他大我三岁，是掘进队最年轻的 “煤黑子”。他爸是矿上的放炮工，去年在井下被碎石砸伤了腿，家里顶梁柱倒了，刚念完高一的建国就辍学报了掘进队，接替他爸的岗位。

第一次和建国说话，是在三矿花园的合欢树下。那是 1973 年的初夏，我替妈给洗衣房送晾晒好的工装，远远就看见一个黑瘦的身影蹲在树下，手里拿着块碎玻璃片，正专注地打磨着什么。走近了才看清是建国，他的手掌布满老茧，指缝里嵌着洗不净的煤黑，见我过来，慌忙把手里的东西往口袋里塞，耳根却红得透亮。“你也喜欢这树？” 他挠着头问，声音带着少年人的羞涩，还有点被煤尘呛过的沙哑。

那时的三矿花园是煤海里的一片绿洲。藤蔓长廊下总坐着背书的学生，倒挂金钟开得热烈，粉紫色的花瓣垂下来，像一串串小铃铛。合欢花的香气很浓，能盖过远处飘来的煤尘味。建国告诉我，他打磨的是煤精石，窑街的煤精石质地细密，是做工艺品的好材料。“等我磨光滑了，想刻个平安扣。” 他说这话时，眼睛望着远方的井架，眼神里有藏不住的憧憬。

从那天起，我总在放学路上“偶遇” 建国。他会把藏在怀里的烤洋芋偷偷塞给我，表皮还带着体温，烫得我手心发红；会在我晚自习回家时，远远跟在后面，手里拿着根木棍，说是怕路上有野狗。他跟我讲井下的事：巷道只有 1.7 米高，得一直弯腰作业，钢钎砸在岩石上的震感能传到胳膊根，放炮后硝烟要好久才散，呛得人直咳嗽；有时候遇到顶板松动，得趴在地上用木柱支撑，心里怦怦直跳，生怕石头掉下来。我听着心疼，却只能把绣好的平安符塞给他，让他系在矿灯上。“你戴着这个，一定平平安安的。” 我说。他接过平安符，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，用力点点头。

家属区的日子简单而热闹。每到傍晚，公用水龙头旁就排起长队，女人们一边接水一边拉家常，张家长李家短，谁家男人涨了工资，谁家闺女找了对象，都能在这儿传遍。男人们则聚在空地上下棋，棋盘是用粉笔画的，棋子是捡来的煤块和石子，输了的人要请喝散装白酒。孩子们最快乐，在煤堆上捉迷藏，用煤块在墙上画画，或者跑到大通河边摸鱼捉虾。大通河的水是浑浊的，带着煤屑的颜色，却滋养了岸边的庄稼，也滋养了我们这些矿工子弟的童年。

那年秋天，矿务局搞增产竞赛，掘进队的工人们都干劲十足，每天加班加点。建国他们班组提出“苦战三十天，突破百万吨” 的口号，吃住都在矿上。我好久没见到他，心里空落落的。有天晚上下晚自习，我故意绕到三矿花园，没想到真的看到了他。他靠着合欢树坐着，脸色疲惫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 他惊喜地站起来，身上的煤尘簌簌往下掉。“给你送点吃的。” 我从书包里掏出两个白面馒头，那是我妈特意蒸的，平时我们都舍不得吃。他接过馒头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嘴角沾了面粉，像个孩子。“谢谢你，晓燕。” 他说，“等竞赛结束，我请你去下窑十字吃羊杂碎。”

竞赛结束那天，矿务局召开表彰大会，建国他们班组超额完成任务，得了锦旗和奖金。他兴冲冲地跑到学校找我，拉着我就往下窑十字跑。那晚的夜市格外热闹，矿工们划拳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烤串的滋滋声混着啤酒的麦香，还有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。建国给我买了两串羊肉串和一碗羊杂碎，自己却只买了一碗清汤面。“你怎么不吃？” 我问。“我不饿，你吃吧。” 他笑着说，眼睛里闪着光。那碗羊杂碎冒着热气，香气扑鼻，我吃了一口，辣得直冒汗，心里却暖烘烘的。建国坐在旁边看着我，眼神温柔得像合欢花的花瓣。“晓燕，” 他忽然说，“等我攒够钱，就请媒人去你家提亲。” 我愣住了，脸颊发烫，低下头不敢看他。他的手轻轻覆在我的手上，掌心全是汗，却很有力。“我会对你好的，一辈子都对你好。” 他说。

那时候的爱情，就像窑街的煤一样，质朴而炽热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浪漫的仪式，却藏着最真挚的承诺。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只知道眼前的这个人，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。

第二章煤尘里的悲欢离合（1975-1980）

1975 年的窑街，矿务局的发展势头更猛了。随着开采技术的一点点进步，年生产原煤已经达到 150 万吨，为国家煤炭供应做出了突出贡献。家属区里又盖了几排新砖房，虽然依旧简陋，但比以前宽敞了些。公用水龙头也增加了几个，不用再排老长的队。矿上还建了职工俱乐部，周末会放露天电影，每次都挤满了人，孩子们早早地搬着小板凳去占位置，大人们则搬着小马扎，边看电影边聊天。

我和建国的感情在平淡的日子里慢慢升温。他还是每天下井，只是因为表现出色，当了班组长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干最累的活。他会把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交给家里，只留一点零花钱，偶尔给我买块水果糖，或者一本连环画。我则考上了红古区的高中，每周只能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去，建国都会在车站等我，手里拿着一个烤洋芋或者一把野酸枣。我们会沿着大通河散步，河水依旧浑浊，但岸边的庄稼长得郁郁葱葱。他跟我讲矿上的新鲜事，说现在有了新的掘进机，比人工快多了；我跟他讲学校的事，说老师讲的知识真有意思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煤尘在空气中浮动，像金色的粉末。

家属区里的故事，每天都在上演。张婶的儿子大明也是矿工，和建国在一个班组。大明长得高高壮壮，性格开朗，喜欢唱秦腔，每次俱乐部有演出，他都要上台唱一段，赢得满堂喝彩。张婶一心想让大明找个城里姑娘，可大明却喜欢上了矿上洗衣房的女工小兰。小兰是甘肃本地姑娘，皮肤黝黑，手脚勤快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张婶不同意，觉得小兰配不上大明，整天在家哭哭啼啼，还去找小兰说理，让她离开大明。小兰性子软，被张婶说得直哭，却舍不得和大明分手。大明急了，跟张婶摊牌：“妈，小兰是个好姑娘，我就要娶她，不管你同意不同意。” 张婶气得住了院，建国和我去看她，劝她成全大明和小兰。“晓燕，你不知道，城里姑娘多好啊，有工作，有文化，小兰就是个洗衣工，配不上我家大明。” 张婶抹着眼泪说。我握着她的手说：“张婶，小兰勤快善良，对大明也好，两个人真心相爱比什么都重要。” 建国也帮腔：“张婶，我和晓燕也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也没什么文化，不也过得挺好吗？” 张婶看着我们，叹了口气，终究还是松了口。

1976 年的冬天，大明和小兰结婚了。婚礼就在家属区的砖房里举行，矿上的工友们都来祝贺，送的礼物都是些实用的东西，比如暖水瓶、脸盆、毛巾。张婶虽然还是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给小兰准备了新被褥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婚礼很简单，没有婚纱礼服，没有豪华宴席，只有一桌家常菜，几瓶散装白酒，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大明喝多了，抱着小兰哭着说：“兰兰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” 小兰也哭了，紧紧抱着大明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找一个相爱的人，一起过日子，不管日子多么清贫。

然而，矿区的生活，从来都伴随着风险。1977 年夏天，三矿发生了透水事故，五个矿工被困在井下。消息传来，家属区里一片哭声，被困矿工的家属们跑到矿务局门口，哭着喊着要见自己的亲人。我妈拉着我，不让我去看，可我还是偷偷跑去了。只见矿务局的领导们眉头紧锁，组织人员全力抢救。建国也参与了救援，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，眼睛熬得通红。第四天早上，被困的矿工终于被救了出来，其中有两个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。他们的家属扑在尸体上，哭得撕心裂肺，那哭声让人心碎。建国回来后，抱着我哭了，说：“晓燕，井下太危险了，我真怕有一天我也回不来了。” 我拍着他的背，安慰他说：“不会的，你戴着我给你绣的平安符，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”

那次事故后，矿务局加强了安全生产管理，增加了安全设施，对矿工进行了安全培训。但即使这样，风险依然存在。每次建国下井，我都提心吊胆，直到他平安回来，心里的石头才能落地。我妈也常常劝我：“晓燕，建国是个好孩子，可下井太危险了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” 我摇摇头说：“妈，我相信建国，也相信矿务局会越来越安全的。”

1978 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窑街。矿务局开始推行新的政策，实行计件工资，多劳多得。矿工们的积极性更高了，每天都干劲十足。建国所在的班组经常超额完成任务，他的工资也涨了不少。那年冬天，他拿到了十块钱的奖金，拉着我跑到下窑十字的小摊，要了两串羊肉串和一碗羊杂碎，眼里闪着光说：“晓燕，你看，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等我攒够钱，就买辆自行车，以后你上学，我骑车送你。” 我笑着点点头，心里充满了憧憬。

可命运总藏着意外。1980 年开春，建国在井下处理顶板石时，被松动的木柱砸伤了腰。当我接到消息赶到矿医院时，他正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眉头紧锁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医生说，他的腰椎骨折，需要卧床休养三个月，以后能不能再下井，还是个未知数。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心里像刀割一样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建国拉着我的手，红着眼说：“晓燕，对不起，我怕是再也不能下井了，也不能给你好日子了。” 我摇摇头说：“建国，没关系，能不能下井不重要，只要你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去医院照顾建国，给他端水喂饭，擦身洗脸。矿上的工友们也经常来看他，给她带些水果和营养品。张婶和大明也常来，张婶给建国熬鸡汤，大明则陪他聊天，安慰他。建国的情绪慢慢好了起来，开始配合医生治疗。出院那天，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。建国拄着拐杖，我扶着他，慢慢走出医院。矿务局的领导来看他，说可以给他安排一个轻松点的工作，去机修厂当维修工。建国点点头，眼里露出了感激的神色。

那时的矿务局，正面临部分矿井储量匮乏的困境，不少人开始担心未来。有些矿工选择了离开，去外地闯荡。大明也动了心思，跟建国商量说：“建国，矿上现在这样，以后说不定会越来越差，我们要不要也出去闯闯？” 建国摇摇头说：“我不走，我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，矿务局养活了我，我不能在它困难的时候离开。” 我看着建国，心里充满了敬佩。是啊，窑街是我们的家，矿务局是我们的根，我们怎么能轻易离开呢？

第三章变迁中的坚守与别离（1981-2000）

1981 年，建国在机修厂上班了。机修厂的工作虽然不如井下累，但也不轻松，每天要修理各种机械设备，油污沾满了衣服和双手。但建国很认真，很快就掌握了修理技术，成了机修厂的技术骨干。他的工资虽然不如以前下井时高，但足够维持我们的生活。我高中毕业后，在矿上的子弟学校当了一名老师，教初中语文。我们的日子虽然平淡，但很幸福。

1983 年，一个好消息传来 —— 海石湾井田被发现了，矿区有了新的希望。矿务局组织人员对海石湾井田进行开发，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。很多离开的矿工又回来了，加入到新井田的开发建设中。家属区里又热闹起来，人们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建国也很兴奋，说：“晓燕，你看，矿务局又有希望了，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” 我笑着点点头，心里也充满了期待。

同年冬天，我和建国结婚了。婚礼和大明他们的一样，简单而热闹。我们没有买新家具，只是把原来的旧家具翻新了一下；没有拍婚纱照，只是在矿务局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，照片上的我们穿着朴素的衣服，却笑得很幸福。结婚后，我们搬进了单位分配的新房子，虽然还是砖房，但比以前宽敞明亮了许多。我妈看着我们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1986 年，我们的儿子出生了。建国给他取名叫 “磊磊”，希望他像石头一样结实。磊磊的出生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欢乐。建国每天下班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抱起磊磊，逗他开心。我则一边教书，一边照顾孩子，虽然辛苦，但心里很满足。家属区里的孩子们越来越多，每天都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。

可好景不长，从 1986 年到 1996 年，窑街矿务局和全国许多煤炭企业一样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：煤炭市场疲软不振，三角债务长期困扰，非法小煤窑胡挖滥采，加之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多次自然灾害的影响，企业连续 11 年亏损，亏损总额高达 3.2 亿元，一度陷入了举步维艰、不堪重负的境地。矿工们的工资经常拖欠，有时候甚至几个月都发不了工资。家属区里的气氛变得压抑起来，人们脸上的笑容少了，眉头多了。

大明和小兰也开始发愁，他们的孩子要上学，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，可工资却迟迟发不下来。大明再次动了离开的心思，跟建国说：“建国，矿上现在这样，我们总不能一直等着吧？我听说深圳那边工资很高，我想去试试。” 建国犹豫了，他舍不得离开窑街，舍不得矿务局。我也劝他：“大明，再等等吧，矿务局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 可大明已经下定决心，说：“不等了，再等下去，一家人都要喝西北风了。”

1990 年春天，大明和小兰带着孩子离开了窑街，去了深圳。临走那天，我们去车站送他们。大明抱着建国哭着说：“建国，我走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和晓燕，等矿务局好了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” 建国点点头，说：“你在外面要保重身体，有事随时给我们打电话。” 火车开动了，小兰抱着孩子，隔着车窗对我们挥手，眼泪流了下来。我们站在车站，看着火车渐渐远去，心里充满了不舍。

大明走后，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窑街，有的去了兰州，有的去了西宁，还有的去了更远的地方。家属区里的房子越来越空，曾经热闹的街道变得冷清起来。我和建国也有些动摇，矿上的工资越来越低，磊磊要上学，开销越来越大，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。有一天，建国跟我说：“晓燕，要不我们也走吧？去兰州找份工作，说不定能让磊磊接受更好的教育。” 我看着他，又看了看窗外熟悉的街道和井架，心里很矛盾。窑街是我们的家，这里有我们的青春，有我们的回忆，我们怎么舍得离开呢？可现实摆在面前，我们不得不为了生活考虑。

就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，矿务局开始推行改革。从推行吨煤包干、单班核算、投入产出总承包，到狠抓安全生产质量标准化，再到强化资金管理、实行会计委派，不断强化成本管控和劳动用工管理，全面实行成本倒算，为获取市场利润赢得了广阔空间。1997 年，窑街矿务局一举摘掉了连续 11 年亏损的帽子，首次盈利 35 万元。1998 年，成功推进二、三矿强强联合，开创了甘肃煤炭企业资源整合的先例，当年实现利润 108 万元，企业连续多年保持了盈利增长的势头。

矿务局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，矿工们的工资也能按时发放了。那些离开的人，有些也回来了，重新回到矿上上班。家属区里又恢复了一些热闹，街道上的人多了起来。我和建国也打消了离开的念头，决定继续留在窑街，留在矿务局。建国说：“我就知道，矿务局一定会好起来的，我们的选择是对的。”

2000 年 3 月，窑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，实现了从工厂制到公司制的历史性跨越。矿务局的名字变了，但窑煤人的精神没有变。企业引进了新的设备和技术，煤炭产量不断提高，职工生活日益改善。家属区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，砖房换成了新楼房，公用水龙头被家家户户的自来水取代。矿上还建了公园、健身房、图书馆，职工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。

磊磊考上了兰州的一所大学，离开了窑街。临走那天，他跟我说：“妈，我以后要在兰州工作，等我稳定了，就接你们去兰州住。” 我点点头，说：“你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学习。” 看着磊磊的背影，我心里既欣慰又不舍。孩子长大了，终究要离开家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

第四章异乡的遥望与故土的蝶变（2001-2023）

2008 年 7 月，窑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，企业驶入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。如今的窑煤集团，已从昔日简易、落后、荒凉的工矿区，嬗变成为集煤炭开采、电力供应、冶炼化工、建材生产、建筑安装、科研设计、机械修造、农林种植、商贸经营、物流运输等产业为一体的现代化工业煤城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，技术装备逐步提高，安全生产更加持续，职工生活日益改善，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。

可我和建国，却在 2010 年离开了窑街。那年磊磊在兰州结婚了，儿媳妇是兰州本地人，家里条件很好。他们希望我们能去兰州住，帮他们照顾孩子。我和建国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离开窑街的那天，天阴沉沉的，像是要下雨。我们站在楼下，看着住了几十年的房子，看着远处熟悉的井架，心里充满了不舍。邻居们都来送我们，张婶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晓燕，到了兰州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常回来看看。” 我点点头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
到了兰州，我们住进了磊磊买的新房子，宽敞明亮，装修豪华。可我却怎么也住不习惯。兰州的街道很宽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可我总觉得陌生；兰州的饭菜很精致，可我却怀念窑街的洋芋炖酸菜、烤洋芋、羊杂碎；兰州的邻居们都很客气，可我却怀念家属区里那种热热闹闹、亲如一家的氛围。建国也一样，每天都坐在阳台上，望着窑街的方向，沉默不语。他总说：“还是窑街好，空气里都带着煤的味道，让人踏实。”

我们在兰州的日子很清闲，每天帮着照顾孙子，接送他上学放学。可心里却总觉得空落落的，像是少了点什么。我常常想起在窑街的日子，想起家属区的烟火气，想起三矿花园的合欢树，想起和建国在煤尘里的爱情。我也常常想起大明和小兰，他们在深圳过得怎么样？是不是还想着窑街？

2011 年，国家发改委批复红古区为资源枯竭型经济转型城市，2013 年红古区政府决定实施窑街沉陷区生态治理工程，彻底治理恢复窑街生态环境。从那以后，我和建国每年都会回窑街几次，每次回去，都能看到窑街的变化。曾经 “晴天一身煤，雨天一身泥” 的街道，如今变得干净整洁；曾经被煤烟熏黑的天空，如今变得湛蓝；曾经废弃的矿坑，如今被一片片绿洲取代，栽上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和花草。

2023 年，是我和建国离开窑街的第十三年。上个月，我们又回了一趟窑街。车子驶进窑街镇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曾经的斜井入口变成了矿山公园，井架成了纪念雕塑，旁边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窑街矿务局的发展历史。沉陷区变成了天然生态乐园，树木郁郁葱葱，花草竞相绽放，吸引了众多鸟类和野生动物前来栖息繁衍。大通河的生态也得到了修复，滩涂地建成了湿地公园，人们在公园里散步、健身、放风筝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三矿花园还在，那棵合欢树长得更粗壮了，枝繁叶茂，花开得正盛，香气依旧。我们坐在合欢树下，就像五十年前那样。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磨得光滑的煤精石，上面刻着小小的“安” 字，是当年他没来得及送给我的那块。“没想到这辈子能看到窑街变成这样。” 他叹着气说，眼里满是感慨。

是啊，曾经靠着钢钎大锤打拼的年代，那些在煤尘里挣扎的日子，那些藏在矿灯里的爱恋，都成了岁月里的印记。如今的窑街，没有了当年的喧嚣，却多了安宁与绿意；矿务局早已改制重组，可“窑煤人” 的韧劲还在。那些年的爱情，没有惊天动地，却像井下的煤一样，质朴而炽热，陪着我们走过了矿区的兴衰变迁。

我们去了以前的家属区，那里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小区，高楼林立，环境优美。我们找到了张婶，她已经老了，头发花白，可精神很好。她拉着我们的手，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年窑街的变化，说着邻居们的近况。她说大明和小兰去年也回来了，在窑街开了一家小饭馆，生意很好。“他们说，还是窑街好，根在这里，走再远也要回来。” 张婶说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去了大明的饭馆。大明和小兰也老了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可笑容依旧亲切。他们见到我们，格外高兴，拉着我们坐下，给我们端上了窑街的特色菜：洋芋炖酸菜、烤洋芋、羊杂碎。味道和以前一样，还是那么地道。大明给我们倒了酒，说：“建国，晓燕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。” 我们举起酒杯，碰了一下，眼泪都流了下来。

“回来吧，晓燕，建国。” 大明说，“窑街现在这么好，空气好，环境好，邻居们都在，我们一起养老多好。” 我和建国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里的渴望。是啊，我们想念窑街，想念这里的一切。可兰州还有孙子，还有我们的牵挂。

离开窑街的那天，阳光很好。车子驶离窑街镇，我回头望去，看到矿山公园的井架雕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看到湿地公园里的人们在快乐地游玩，看到三矿花园的合欢树在微风中摇曳。我的心里充满了依恋与无奈。窑街是我的故乡，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，可我却只能在异乡遥望它。

如今，我和建国都已鬓角斑白。我们在兰州的日子过得很好，孙子很可爱，磊磊和儿媳妇也很孝顺。可我还是常常想起窑街，想起那些煤尘里的日子，想起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，想起和建国在合欢树下的约定。我知道，无论我走多远，窑街永远是我的根，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牵挂。

有时候，孙子会问我：“奶奶，你以前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？” 我会告诉他：“奶奶以前住的地方叫窑街，那里有高高的井架，有黑黑的煤尘，有热闹的家属区，还有一棵很大很大的合欢树。那里的人都很淳朴善良，那里的日子虽然清贫，却很幸福。” 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奶奶，我想去窑街看看。” 我笑着说：“好啊，等你放假了，奶奶带你去窑街，去看看奶奶长大的地方，去看看那棵合欢树。”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梦见窑街。梦见三矿花园的合欢花，梦见家属区的烟火气，梦见建国年轻的笑脸。醒来后，眼角总是湿润的。我知道，那些逝去的岁月再也回不来了，可那些美好的回忆，会永远留在我的心里。

煤烟深处是吾乡，窑街，我魂牵梦萦的故乡。无论我身在何方，我都会永远想念你，永远为你祝福。愿你越来越好，愿那些曾经在煤尘里奋斗过的人们，都能幸福安康。